钱钟书杨绛印象记******
邓国治
说真的，那天跟着朋友去南沙沟，我的目的很明确，就是想采访一下钱钟书、杨绛夫妇。没想到，才得进门，钱老便先申明：“你们作为朋友来访，我这里当然欢迎；若是为的新闻采访，那么，恕不接待。”
我只好换掉了身份，从记者变成读者。其实，首先还是读者，正是读了二老的著作，才产生了想采访的愿望。
正好杨绛也在家。读过她的《干校六记》，脑子里先有了一个爽朗、幽默的印象，待得见面，却是位恬静、温柔的女学者。几十年风尘仆仆，她依然还是当年东吴大学文学院女生那种南国闺秀形象。钱老把我们介绍给老伴，随即笑说：“一听说记者，我先是吓一跳。后见他们来意甚善，这才没有用‘太极拳’的方式……”“太极拳”者，是指拳中的“推”式——拒而不纳也。
钱老说：“我不愿意宣传。我今年70多岁了，我只想抓紧时间，多做一点事。宣传，只能给我帮倒忙。《围城》出版后，报纸上一登，就平添了那么多来访的、来信的，向我要书……”
《围城》从1947年上海初版后，接着两年又印了两版，此后暌违30载，直到1980年才出了新的一版，印数13万册，几乎未出月就销光；新二版已于不久前印出。除了国内出版的，和香港有它的“盗印”本外，译成外文的，便有英、俄、日、德等国文字。《围城》影响可谓大矣。
杨绛抗战时期写过剧本，建国以后翻译过多种文字的外国文学名著，著名的《唐•吉诃德》、《吉尔•布拉斯》等都是她翻译的。近年来，开始转向写小说、散文，她诙谐地说：“这两年，眼睛花了，懒得看小字、查字典，所以就自己写点即兴文字——我这也是个偷懒的办法吧，实际上是不务正业！”——她在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。
这一“不务正业”，使我们看到了杨绛的许多新作。《干校六记》由三联书店出版了，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将出版《杨绛小说散文选》。她的文字，情真意真，读来十分亲切；而那幽默诙谐的风格，又让人想到她所有翻译过的塞万提斯、勒萨日等人的文章。尽管钱老在他为《干校六记》所作的小引里说到“《浮生六记》——一部我很不喜欢的书。”《干校六记》还是让人想到了《浮生六记》，也想到了《项脊轩志》、《泷冈阡表》一类古代散文中的名篇。尽管时代不同，内容各别，但一个“真”字却是共同的，也是最能揪动人心的。看似身边琐事，细小，甚至是絮絮道来，但由于这一“真”字，就使你不但不觉琐细无聊，反而像置身其中，与主人翁共同欢乐，共同叹息，共同着急。我喜欢杨绛的文章，我想，最最主要的便在这个“真”字上。
“文如其人”，钱老夫妇待人接物，也同他们的文字一样——如果能够这么类比的话。虽是初次见面，但不大功夫，二老就同我们谈得很坦率，很真诚。听说我喜欢书画，还一次次地从书柜里取出外国朋友赠送的外文版中国画册，不厌其烦地一页页翻给我看，讲给我听。杨绛已逾古稀，比我年长整整一倍，而她对我们说话，就像同朋友一样，真切而随便，使你立刻摆脱了拘束。钱老也如是，说起近年来杂务缠身，以至有些读者来信顾不得细细作答时，他回身从书桌上翻出一封来信，指点着给我们看：“这是一个20年前就来过信的读者。喏，你们看，他这里还责备我，为什么20年前你的回信那样热情洋溢，现在却做不到了。他说这很让他失望……”
其实，这是错怪了钱老。人的精力、时间毕竟有限，且不说经过这20年下来钱老的身体不用秘书、助手，而近年来会议、头衔的有增无减，又要占去他大量有用的时间。钱老给我们看了一大堆各色各样的请柬，什么“吴敬梓研究会”、“水浒研究会”，还有许多的会议通知……他说：“现在我什么‘会’也不想参加，我只是想尽量多做一点工作，写一点东西。国外有好几处邀我去的，我也不想去，都婉谢了……”面对这几年来盛行的出洋“考察”风，和争头衔、排名次等等一系列的讲究，我感到，面前的这位老人是如此可敬！
而钱老治学广博与严谨，也的确令人肃然起敬！他是1937年英国牛津大学的副博士，精通多门外语——他只是自谦地说：“那时要考学位，除主攻一门外文外，还必须兼通两门外语。”意思这不过是环境使然罢了。而其实，精通外语到能写作的程度，这可不是一般的功夫就可达到的。尤为难得的是，他同时还精熟中国文学，包括深奥到诘屈聱牙的一些古代文史哲著作。中华书局出版的四部头的《管锥编》，就是他对《周易正义》、《毛诗正义》、《史记会注考证》、《老子王弼注》、《列子张湛注》等十多部历代有关著作与西洋文学哲学著作进行比较后的一些札记，里面有不少新的见解和有趣的比较。这里，十余部中国古代史专著与英、德、法、意、拉丁文5种外语的引文，不论是纵是横，都可以当得上洋洋大观的了。
而钱钟书先生，除了融汇古今，博通中外，他还写得一手好书法，有深厚的艺术修养。杨绛，则与其说是贤内助，不如说首先是同志，是志同道合的伴侣。
因为是“印象”，因为钱、杨二老的反对采访而使我在交谈中没有作一言半语的记载，所以，我只是想到哪里，写到哪里，也不一定说清了些什么，有些事实也未经核实。而且，最根本的还在于未曾征得二老的同意。但，心里有些印象，不写总觉得不舒坦——这也是文人的一种劣根性吧。姑存于此，且待骂声。
(1982年7月)
“Z世代”“迎财神”：盼经济稳发展工作前景好******
(新春走基层)“Z世代”“迎财神”：盼经济稳发展工作前景好
中新网杭州1月26日电(记者 董易鑫)刚过零点，不少人的朋友圈开始“刷屏”——“初五迎财神”“财神请进门”“新的一年祝我财源滚滚”。类比往年，今年发送上述内容的人群中，“Z世代”占比越来越大。
“2022年，我辞掉了一份工资待遇、工作内容都不太满意的工作，转发‘迎财神’的朋友圈为的是讨个好彩头，新年能面试上一份好工作。”1998年出生的山西省运城市市民赵茜茜说，从祖辈至父辈的传承风俗习惯来看，她家的“迎财神”仪式一般是初五晚上进行，寓意“财神今年住我家”。
中国传统民俗里的正月初五俗称“破五”“送穷”“迎财神”。“破五”又叫“赶五穷”，分别是智穷、学穷、文穷、命穷、交穷。由于地域、文化的不同，中国各地“迎财神”的习俗也有差异。
赵茜茜发布的“迎财神”朋友圈。 董易鑫 摄26日一早，2001年出生的杭州市民冯雨晴随父母一起前往杭州的“天下第一财神庙”北高峰灵顺寺祈福，出门前她还给自己养的小猫开了一只猫罐头。
“传统文化要讲，家里的‘招财猫’也要兼顾。我的愿望是希望自己今年能找到一份心仪的工作。”她和记者分享了自己的近期的迷茫：今年，她在面对毕业后应该工作、考研还是出国深造等众多选择时，有些迷茫。
2022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，要落实落细就业优先政策，把促进青年特别是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。
“我大学学习的是金融学，平时会和同学一起探讨未来的发展方向，研究各地的就业政策。今天，我们好几个同学都发了‘迎财神’的朋友圈，大家互相在评论区里许愿有个好‘钱途’。”冯雨晴笑道。
当日，1997年出生的成都人刘穗踏上了前往深圳的列车。“虽然我们家没有专门的迎财神仪式，但是一家三口都不约而同转发了‘迎财神’的朋友圈。今天我就回去准备上班了，毕竟财富还是要靠双手创造。”她说，自己目前已经拥有10万元的存款，实现了自己毕业时定下的阶段性目标。几天前，她与几位好友约定了今晚到深圳后一起爬山露营，寓意新的一年财源滚滚“顶峰相见”。
在“Z世代”眼里，虽然中国传统的“迎财神”已在时代浪潮中衍生出无数种新鲜解读，但“异口同声”的是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“百尺竿头更进一步”。(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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